受贸易紧张局势影响，企业对绕过美元的货币衍生品需求上升，以人民币计价的贷款和相关套期保值交易越来越受欢迎。

银行和经纪商发现，随着贸易紧张局势给多年来的去美元化趋势增添了紧迫感，对绕过美元的货币衍生品的需求正在上升。

企业收到越来越多涉及人民币、港元、阿联酋迪拉姆和欧元等货币、绕开美元的交易请求，包括套期保值交易。对人民币计价贷款的需求也在增加，一家印尼银行正在设立一个处理人民币业务的部门。

即使是在两种本国货币之间进行资金转移，绝大多数外汇交易也会使用美元。例如，一家埃及公司想要菲律宾比索，通常会先将其本国货币兑换成美元，然后再用美元购买比索。但企业越来越多地在考虑绕开美元作为中间货币的策略。

这种寻找替代方案的尝试是企业和投资者正在背弃世界储备货币美元的又一迹象。本周，以创立“美元微笑理论”著称的知名策略师斯蒂芬・任（Stephen Jen）警告称，随着亚洲国家逐步减持其储备的美元，美元可能面临高达2.5万亿美元的抛售，这可能会破坏美元的长期吸引力。

本周美元的下跌反映了对贸易紧张局势的短期担忧，这种担忧目前主导着市场情绪。但美元使用方式以及使用者方面的结构性变化表明，去美元化将是长期趋势。

国际金融研究所（IIF）中国研究主管马青（Gene Ma）表示：“非美元货币之间交易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技术发展和流动性的增强。交易方认为，使用非美元货币的价格可能不比使用美元差，因此相关交易自然会增加。”

去美元化加速

根据与亚洲各地企业和金融机构员工的匿名对话，绕过美元的尝试正在加速。

新加坡一家大宗商品交易公司的一名人士表示，来自欧洲和其他地区的金融机构越来越多地推销不涉及美元的人民币衍生品。几位人士称，中国大陆、印尼和海湾地区之间更紧密的商业联系刺激了对非美元套期保值的需求。

新加坡一家金融机构的一名交易员表示，欧洲汽车制造商推动了对欧元兑人民币套期保值的需求。据一家银行的高管称，在印尼，一家外国银行今年将在雅加达设立一个专门团队，以满足当地客户对印尼盾兑人民币交易的不断增长的需求。

对美元的日益远离侵蚀了全球贸易的基石之一。几十年来，从新兴市场债务融资到贸易结算，美元无处不在。根据最近的一项估计，美元作为中间货币的使用量约占其每日交易量的13%。

但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可预测的贸易政策迫使人们对美元全球地位进行根本性反思之前，美元的使用量就已受到威胁。

多年来，中国一直在努力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与巴西、印尼等国签署了货币结算协议，并促进人民币在全球的使用。由新兴市场国家组成的金砖国家（BRICS）集团也讨论了去美元化问题。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随着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引发了人们对美元是否已被武器化的质疑，更多国家对去美元产生了兴趣。

可以肯定的是，市场参与者普遍认为去美元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其中一个原因是没有现实的替代货币。

人民币受热捧

全球支付公司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的数据显示，3月人民币占全球支付份额的约4.1%，目前仍要远低于美元49%的占比。不过，中国部分支付是通过其自建系统完成，且该系统正迅猛发展。

去年11月美国大选后人民币占全球支付份额有所上升

根据专司人民币跨境支付清算业务的批发类支付系统CIPS（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的数据，2024年，该系统处理的跨境人民币支付金额达到约175万亿元人民币（24万亿美元），同比增长超过40%。

3月份，中国投资者和贸易公司在跨境活动中使用人民币的比例创历史新高。中国出口商也在加速将美元收入兑换成人民币，扭转了此前因担心人民币贬值而更愿持有美元收入的趋势。

根据彭博社汇编的数据，在截至2025年3月的五年里，中国对东南亚的出口增长了80%以上，对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的出口增长了一倍多。这远远超过了中国对美国和欧盟的出口增长率。

虽然以人民币开展套期保值业务通常比以美元进行操作更昂贵，但相关人民币贷款的低利率，意味着总成本对借款人来说仍然具有吸引力。

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艾丽西亚・加西亚・埃雷罗（Alicia Garcia Herrero）表示：“用人民币融资的成本可能是用美元融资成本的三分之一。不过，人民币也有局限性，因为海外流动性不太充足。”

总而言之，与关税相关的美元波动表明，不只是中国和其他主要经济体在削弱美元在世界上的地位。特朗普对美元的态度模棱两可，但他一直抱怨美元走强，并给经济学家斯蒂芬・米兰（Stephen Miran）安排了一个高级职位，后者曾撰写文章，主张对美元体系进行根本性变革。

美元波动性在关税风波中飙升

特朗普的贸易政策及其对传统惯例的漠视和对美联储的多次批评，都加剧了人们的一种感觉，即美元在全球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正面临几十年来最大的威胁。

德意志银行包括奥利弗・哈维（Oliver Harvey）在内的分析师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写道：“鉴于美元具有显著的持久力，要取代它似乎需要国际环境发生真正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变。但这种转变正在发生的风险在不断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