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张献忠究竟怎样

张献忠是明朝末年除李自成之外又一个建立了政权的农民阶级的起义军，在四川建立的大西政权。但是张献忠本人性格嗜杀，曾写七杀诗：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物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对四川进行了血洗，首先是知识分子基本屠杀殆尽，因为张献忠本人没文化，所以非常讨厌读书人，其次杀死了四川所有的地主阶层，因为他小时候被地主打过，怀恨在心。对四川百姓也采用高压政策，手段非常狠，在清军打下四川后，四川惨不忍睹，人口剩下不到十分之一，经济凋敝。很多时候，所谓的起义军就和流寇一样，打着为天下的旗号，做着土匪一样的事情。

张献忠剿四川时都到了四川哪些地方

楼主看看张献忠在蜀事迹考察孙次舟张献忠于明末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进入四川，下夔州。六月，破涪州，取重庆。八月，攻占成都，建大西国。到清顺治三年底(1646)，归于失败。张献忠统治四川的时间，不到三年。在这短短的二、三年中，张献忠在四川和明军及地主叛乱武装曾经进行过一些战争。叛乱的地主，多被张献忠所消灭，明军也多数被打垮了。农民起义军，向地主阶级和封建统治者进行不调和的斗争，是正义的行动，没有丝毫可以非议的。但自清以来却流传着张献忠“屠蜀”的一种谣言，说张献忠“嗜杀自天性”，“一日不流血盈前，即悒悒不乐”(《蜀碧》卷三，《绥寇纪略》卷十)，“发兵四出，搜各州县山野，不论老幼男女，逢人便杀”(《客滇述》)，制造出张献忠“疯狂”滥杀的种种故事。我们考察了张献忠一生革命斗争的历史和张献忠的真正为人，感到清统治者和地主阶级所传述的张献忠“屠蜀”故事，完全不是历史真实，而是有意捏造的一些诬蔑之言。清军被明朝总兵吴三桂导引进入山海关后，在清军面前摆着三个敌对政权:一是李自成的大顺政权，一是张献忠的大西政权，再就是江南的南明政权。清军如果不能打败这三个独立政权，要想在中国建立满洲贵族的统治，便不可能。清军首先打败李自成，接着又渡过大江，摧毁明朝的南京政权。第三步便是向四川进军，攻打张献忠。由于张献忠顽强地抗击清军，清军曾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而在张献忠死后，他的部属又和南明桂王政权相结合，为了保卫西南，反抗民族征服，和清军进行了十五、六年的剧烈战斗。直到康熙初年，清军对四川的军事征服，才算初步停止。可是从康熙十三年到二十年(1674-1681)，在这七年中，清军又和吴三桂部属展开争夺四川地盘的长期战争。到这时，四川人民的确被摧残殆尽!明万历六年(1578)，四川省“户二十六万二千六百九十四，口三百一十万二千七十三”(《明会要》卷五十)。这个人口数字仅是明官方“赋役黄册”登记的纳粮户，而大量的荫户、漏户以及逃亡人口，并未包括在内。核其实际人口，应比这个数字增加一倍或二倍。但到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四川“通省之户口，总计仍不过一万八千九十余丁”(嘉庆《四川通志》引何源浚《条议》，但妇孺未计算在内)。原先有着数百万人口或近千万人口的四川，这时却成为“合全蜀数千里内之人民，不及他省一县之众”(何源浚《条议》)的荒凉区域。四川人民不是被屠杀光了，又往哪里去了呢?问题就在这里。屠杀四川人民的，应如清统治者和地主阶级所说，是张献忠“滥杀”的结果呢?还是另有罪魁祸首?清军在顺治三年(1646)据说已“斩”张献忠于“西充”，为什么经过近四十年的“招徕”“生息”，到康熙二十四年(1685)，四川还仅有一万八千多男丁呢?在这里，我打算对当年“屠蜀”的真象，作一番严肃的考察。一、《明史·张献忠传》的诬妄清朝在征服中国和统治中国的过程中，很早就懂得文化统治的重要性。清朝为了防止顺治十六年(1659)郑成功、张煌言大举反攻，进逼南京之威胁的再度发生，因此制定了“迁海”、“告密”、“奏销”三项政策，对汉族人民进行政治上与经济上的多方面迫害。由于奖励“告密”的结果，发生了康熙二年(1663)的庄廷鑨私修“明史”案，许多无辜者遭到杀害(株连而被杀者七十余人，被害之家的妇女均发边)。由此发生了两方面的影响:在汉族知识分子方面，感到明朝的历史变成禁物，不能公开写作，公开谈论了;在清朝方面，开始认识到文化统治的需要，对“明史”要来一番“钦定”工作，对民间保存的明史资料，也要大力搜查一番。康熙十八年(1679)开“明史馆”，地方官假借修史为名，向东南一带世家大族强索明史资料。人民惧祸，大批的明史资料被湮没或窜改了。康熙五十年(1711)，戴名世《南山集》案发生。为了《南山集》中有南明的历史记事，触犯“忌讳”，又有人被杀被充军。清朝的“文字狱”迫害，继续推行，到乾隆后期始渐停止，历时约一百年。“明史馆”规定“屠蜀”的“罪魁”是张献忠。因此在“文字狱”的威胁下，清初士大夫很少有愿意冒着生命危险，违反官方规定而如实记述张献忠事迹的真象。清修“明史”，最初是依据黄宗羲《明史案》稿本，曲黄氏弟子万斯同参加指导，编成《明史稿》五百卷。这部史稿未能符合清康熙帝玄烨的心意，命令汉官们续加改编。康熙五十三年(1714)，王鸿绪的传稿首先改编完成，玄烨相当满意，又命王鸿绪协助进行本纪、志，表的改编。雍正元年(1723)，《明史稿》全部改编竣事。但清雍正帝胤祯仍不满意，又命张廷玉等为总裁，对王鸿绪的《明史稿》再加审查修改，到雍正末年，才告完成。清乾隆帝弘历继位后，开始刻版，到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版《明史》始得流行于世。清朝“钦定明史”纂修与刊刻，历时六十一年。《明史·张献忠传》，完全照抄王鸿绪的《明史稿》。这说明对张献忠“屠蜀”的诬蔑，是清统治者的授意(王鸿绪是徐乾学之党，参加过皇子的皇位争夺，又作过玄烨的御用特务，《文献丛编》第二辑有“王鸿绪密缮小折”可证。王鸿绪“史稿”和万斯同的“史稿”无关系，可参考魏源《古微堂外集》卷四《书明史藁》一，二)。《明史·张献忠传》到王鸿绪手里已完成定稿，它的史料来源，主要是取自吴伟业的《绥寇纪略》和无行学人毛奇龄的《后鉴录》。《明史·张献忠传》说:“献忠晓行，猝遇我兵于凤凰坡，中矢坠马，蒲伏积薪下。于是我兵擒献忠出，斩之。川中自遭献忠乱，列城内杂树成拱，狗食人肉若猛兽，虎豹啮人，死辄弃去，不尽食也。民逃深山中，草衣木食久，徧体皆生毛。”这段话显然是取自《绥寇纪略》，在时间上却加以颠倒。《缓寇纪略》卷十说:“进忠已入营中，与善射者俱，而指示之曰:‘此献忠也。’发一矢，中额。讶曰:‘果然。’执近侍询之而得，乃曳出斩之。(此下叙述了张献忠死后四川十几年的战乱，即紧接下文)……蜀乱久，城中杂树皆成拱，狗食人肉，多锯牙若猛兽，聚为寨，利刃不能攻。虎豹形如魑魅饕餮，穿屋逾颠，逾重楼而下，搜其人，必重伤且毙，即弃去，又不尽食也。荒城遗民几百家，日必报为虎所暴，有经数十日而一县之民俱食尽者。其灾如此。叙州人逃入深山，草衣木食久，与麋鹿无异。见官军以为献忠复至也，惊走上山，步如飞，追者莫及，其身皆有毛云。”“明史开局，求天下野史，有旨勿论忌讳，尽上史馆”(《曝书亭集》卷四十四《跋绥寇纪略》)。《绥寇纪略》也被采送“明史馆”。《绥寇纪略》记张献忠死时情形已是妄说，而《明史》袭用了它。所谓“中矢坠马，蒲伏积薪下”，绝非事实。王夫之《永历实录》卷十四:“献忠兵溃自刎死。”《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十七:“献忠以病死于蜀中。”这些早期的私家记录，均和《绥寇纪略》不同。《明史》列传所描写的四川残破荒凉的一段文字也是节录《绥寇纪略》，但它又拿来颠倒了一下，把《绥寇记略》所说张献忠失败十几年后的四川残破情况，一古脑儿都写到张献忠的帐上了。《绥寇纪略》作者吴伟业没有到过四川，他这部书的资料从哪儿来的呢?是出于东南一遗老的《鹿樵纪闻》。由于吴伟业的本家吴继善(明成都知县)投降张献忠后，因罪被杀，因此吴伟业在改编《绥寇纪略》时，对张献忠任情诬蔑，是必然之事。全祖望《跋绥寇纪略》说:“陈令升曰:‘梅村绥寇纪略，不类其集，疑非梅村所为’。……及见林太常玺庵答赠先公贴子，谓此书原名‘鹿樵野史’，出一遗老之手，梅村得之，遂以行世。然其中为不肖门生邹漪窜改十五，遂无完本。”(《鲒崎亭集》外编卷二十九)。《绥寇纪略》上“明史馆”的本子，当是经邹漪“窜改十五”的书。《鹿樵野史》当即流行的《鹿樵纪闻》，只残存三卷，这书不但残缺不全，内容也有被后人改动的痕迹(参“神州国光社”本所载毕沅跋文)。但《鹿樵纪闻》记张献忠之死，是“贼众以锦褥裹尸，埋于僻处而遁”，而不是“逃伏积薪之下”，便和《绥寇纪略》有异。《明史·张献忠传》再一史料来源是毛奇龄的《后鉴录》。《明史·张献忠传》说:“献忠黄面长身，虎颔，人号黄虎（按，张献忠绰号“八大王”，非黄虎，黄虎为另一人。《绥寇纪略》卷一，记崇祯三年“贼党黄虎复乞降于守备白邦政。”《怀凌流寇始终录》卷三:“总兵杜文焕，参将李卑击苗登雾，……招贼党黄虎、小红狼、一丈青、龙得水、掠地虎等来降。”）。性狡谲，嗜杀，一日不杀人，辄悒悒不乐。……坑成都民于中园，杀各卫籍军九十八万。又遣四将军分屠各府县，名‘草杀’。伪官朝会拜伏，呼獒数十下殿，獒所嗅者，引出斩之，名日‘天杀’。又创生剥皮法，皮未去而先绝者，刑者抵死。将卒以杀人多少叙功，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这段文字，显然是剪裁毛奇龄《后鉴录》而成。《后鉴录》原作:“献忠黄而长身而虎颔，人号黄虎。强不及自成而狡谲过之。性嗜杀，与自成比，较无道难测。……伪官朝会拜伏，呼獒数十入班次，有为獒所嗅者，不忠，引出剖其心。……先杀所俘蒙古一千五百人于南门之外，始分兵计杀。凡一兵杀男子一百，授把总，女倍之，以手足为记。……会计各路所杀，卫军七十五万有奇，兵二十三万有奇，家口不计。……然后捱户杀，名‘草杀’。……岁丙戌元日，命四将军分路草杀。五月，回成都上功疏。平东一路，杀男五千九百八十八万(《平寇志》无下一“八”字)，女九千五百万(《平寇志》“九”作“五”)。抚南一路，杀男九千九百六十余万，女八千八百余万。安西一路，杀男九千九百余万，女八千八百余万。定北一路，杀男七千六百余万，女九千四百余万。……剥皮法，从顶至尻，刻一缕裂之，张于前如鸟翅，逾日始绝。有即毙者，行刑者抵死。”“草杀”字样是毛奇龄的独创，未见于清初其他记载，《明史》采用了这一词汇。《明史》“杀各卫籍军九十八万”，便是把毛奇龄的两个数字加在一起;“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便是将毛奇龄的四路杀人数宇加在一起。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会知道，在明代，全中国的人口不过一万万，而张献忠在四川竟然杀人“六万万有奇”，象这等弥天谎言，还有一驳的必要吗？毛奇龄年轻时节，曾参加抗清失败而流亡(章太炎:《检论》卷八)，但到晚年却变成一个媚清的文化流氓(参《鲒崎亭集》外编卷十二《萧山毛检讨别传》)。毛奇龄在“明史馆”当过几年纂修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五十四著录《后鉴录》七卷说:“皆记有明一代盗贼之事，盖亦明史拟稿之所余也。”毛奇龄曾分纂《明史·流贼传》，他的《张献忠传》拟稿当和保存于《后鉴录》的从同，而为后来王鸿绪删订《明史》列传时所本。四路杀人伪说的编造者是冯苏，即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九》所引《见闻随笔》的作者。冯苏曾为官云南。当吴三桂和清朝决裂时，他曾讨一万七千两高价卖身于吴三桂为奴。后来逃脱，为清朝招抚了广东。事见《吴逆取亡录》上和尤侗《艮齐倦X》卷十一《少司寇冯公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五十四)著录《见闻随笔》二卷，并说:“时方开局修《明史》，总裁叶方蔼以苏久官云南，询以西南事实。因摭所记忆，述为此编，以送史馆。毛奇龄分纂《流寇传》，其大略悉取材于此”。冯苏奉命撰写的《见闻随笔》，是抄袭与伪造的混合品。其大部分的南明史实，是抄袭的原本《劫灰录》，又伪造了李自成、张献忠二传，冠诸编首。这一隐秘，是清咸丰间一位不慕荣利的老学人叶廷琯给透露出来的。叶氏《吹纲录》卷四《劫灰录补注跋并撰人辨》说:“观《随笔》一书，大段与《劫灰录》相近，惟增入张、李二寇及张同敞、李乾德、皮熊三臣。而三臣事迹，《劫灰录》已散见诸臣传中。颇疑嵩庵(冯苏号)即取珠江旧史(叶氏考证为方以智)之书为蓝本，增删而成《随笔》，上之总裁”(据同治八年刻本)。冯苏的书，成为毛奇龄据以对张献忠诬蔑栽赃的资料根据了。由此可见，对张献忠“屠蜀”的诬蔑，实出于清政府的意旨，冯苏奉命撰写《见闻随笔》，“以送史馆”，便把这种意旨暗示给纂修官。毛奇龄也就奉迎意旨来拟稿。毛奇龄在当时的著作界很有虚声，因而助长了伪史传播的便利。直到他的弟子邵廷采，在《西南纪事》孙可望、李定国等人传首还说:“可望杀男五千九百八十八万，女九千五百万，报功称最。蜀中千里绝烟火，邑无居人。”云云。既有清政府“文字狱”血腥屠杀的威胁，又有一批附清无耻文人的捏造伪史的传播，一般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广泛受骗，又何足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