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战争

周襄王十四年（公元前638年）在泓水发生了一场规模虽不很大，但是在中国古代战争发展史上意义却很大的战争。这场宋、楚两国之间的战争，史称“泓水之战”，宋襄公也因这场战争而成了名人。十一月初一，楚军进至泓水南岸，并开始渡河，这时宋军已布列好阵势。宋大司马公孙固鉴于楚宋两军众寡悬殊，但宋军已占有先机之利的情况，建议乘楚军渡河过半时予以打击，宋襄公断然拒绝。楚军全部渡过泓水后开始布列阵势，这时公孙固又劝宋襄公乘楚军列阵未毕、行列未定之际发动攻击，宋襄公仍然不予接受。一直等到楚军布阵完毕，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宋襄公这才击鼓向楚军进攻。战争的结果是人所尽知的，宋军受到重创，宋襄公本人的大腿也受了严重的箭伤，连其禁卫军（门官）也悉数被楚军所歼灭。而这场战争的意义不在于表明宋襄公指挥有错误，或他本人智力有缺陷。因为宋襄公在泓水之战中的所作所为，其实并非他本人心血来潮、视战争如儿戏，而是他努力保持君子尊严的举动，恪守战争当受道德规则约束的选择。这场战争的标志作用是，自西周初建，到春秋末期，兵家所奉行“仁义之兵”，提倡“成列而鼓”的“正道”，被“不讲信义”且又实力强大的楚军彻底击碎了。周王朝建立之后，充满诡道权谋思想的“太公阴符”，并没有成为军事的主导思想，而是“治兵以礼”。同时代的《司马法》与其说是兵书不如说是礼书，其中强调的“军礼”是，用兵应该“正而不诈”，即必须做到“成列而鼓，不相诈”，“逐奔不远，纵绥不及”，战争的程度与范围应该受到必要的限制，不允许无节制地使用暴力。宋襄公所坚持强调的，“君子不重伤”（不再伤害受伤的敌人）；“不禽二毛”（不捕捉头发花白的敌军老兵）；“不以阻隘”（不阻敌人于险隘取胜）；“不鼓不成列”（不主动攻击尚未列好阵势的敌人），都是对《司马法》作战原则的坚持。如果在中国破坏了有限战争规则的是被中原各国视为“蛮夷”的楚国，那么在欧洲破坏有限战争规则的就是大革命之后的法国。在泓水之战后中国诞生了一位举世公认的战略家，他就是提倡“兵者诡道”，主张“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的孙武。在他撰著的《孙子兵法》十三篇中，战争已经不允许有任何温情，只要能达到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目的，战争的手段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于是乎“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是正当途径，“堕其城，毁其国”是应有做法，“掠于饶野”、“掠乡分众”是可行举措。虽然兵不血刃是任何一个军事统帅的希望，而在孙武的时代“不战而屈人之兵”，只能是遥远的理想。在战国时代的将领都将“兵不厌诈”奉行为指导作战的最高原则，其客观效果，往往是在取得战争胜利的同时，也促使战争手段变得越来越残酷，战争破坏程度越来越骇人。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秦将白起在长平一战后坑杀赵国降卒40万，就是战争已经变成了只求目的不讲手段的例证。在欧洲，拿破仑战争结束后。一代战略学大师卡尔·冯·克劳塞维茨以拿破仑战争为经验，写出了著名的传世之作《战争论》。这部和《孙子兵法》一样诞生于战乱背景下的军事著作，同样把战争暴力推进到最大限度，并以战胜和消灭敌人的军队作为核心目标。这种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原则的作战思想，一直到20世纪的上半叶都在发挥着主导作用，并在世纪初的两次大战中把屠杀演义到了极致。在中国，到了结束战乱统一后的汉朝。军事思想家再次对战争的目的和手段进行了反思，这一点在两汉时期惟一一部流传至今的完整兵学著作《三略》中有集中的反映。在战争目的论方面，所强调的是“诛暴讨不义”；在对待“战胜”与“国安”关系上，它既重视如何争取“胜可全”，更重视如何实现“天下宁”；思想上又回到了崇尚“仁义”和“礼乐”，提倡施“仁义”之泽于万民：“泽及于民，则贤人归之；泽及昆虫，则圣人归之。贤人所归，则其国强；圣人所归，则六合同。”同时《淮南子》中也有这样的感叹：“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于古为义，于今为笑，古之所以为荣者，今之所以为辱也。”

战争是什么

战争就是利益，战争就是人多的时候减少点人或多增加的生存空间，战争就是领导一发话，群众就去死，战争就是上层人的利益争夺，战争就是家庭破裂，战争就是感受兄弟情义，战争就是改善现在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