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苏秦和张仪

苏秦苏秦战国时著名的纵横家。纵横家兴于战国后期。时群雄相争，除用武力外，还需展开外交、政治上的攻势。纵横家应运而生，他们并不专崇一种主张或观点，而是根据实际需要定其取舍，故忽而用儒，忽而用道，构成了所谓的一纵一横。西汉时称纵横之说为“长短说”，长说、短说和一纵一横含义相同，都是说纵横之士从不同角度用不同观点去说服对方的一种方法，到战国晚期，因秦强六国弱已成为定局，故联合关东各国抗秦者即为合纵，而秦设法破坏合纵就是连横。如《战国策》就把秦和六国对立起来，并总以苏秦、张仪为合纵连横策略的代表性人物，双方各自为六国或秦的利益而进行辩护。《汉书·艺文志》肯定了纵横家“权事制宜”的这一长处。但过分的灵活性也易流于欺诈，《史记》说六国时“谋诈用而纵衡长短之说起”，《汉书》也称其”上诈狡而弃其信”。尽管如此.纵横家在战国晚期仍受到各国君主的重视，故韩非说：“山东言纵横，未尝一日而止也。”有关苏秦的事迹见于《战国策》和《史记》等书。《史记》说他是东周洛阳人，曾到齐国受业于鬼谷先生，后出游数岁，一无所获而归。遭到家人的讥笑。于是他发愤用功，得周书《阴符》而读之，领会出如何方能投人主之所好的奥秘。他先去游说周显王、秦惠王和赵肃侯，但都未成功。接着又到燕国去见燕文侯，文侯接受了他的合纵主张，并资助他车马金帛，使他能到赵、韩、魏、齐、楚几国去游说。六国经过他的劝说而联合起来，苏秦成为纵约长，“并相六国”。到燕易王时，他因得罪易王而亡齐，到齐闵王时，齐大夫嫉恨苏秦而使人刺之。他在临死前对闵王说，我死后可用叛齐之罪名而处车裂之刑，这样做以便于找出刺杀我的凶手。苏秦死后，其弟苏代、苏厉也到处游说而“乞显诸侯”。司马迁在写《苏秦传》时，发现不少有关苏秦的记载不可信，有张冠李戴之误。但他在处理苏秦的事迹时，特别在年代方面仍有不少错误。如他把苏秦最初游说赵、燕等国定在赵肃侯、燕文侯时，将其卒年定在张仪之前。经过不少学者的考订，明确了苏秦应在燕昭王、齐闵王之世活跃于六国间，与其同时的著名人物有孟尝君、李兑、周最等。苏秦先仕于燕，其主要活动是，离间齐、赵关系，以减轻齐对燕的压力。又和赵李兑共同联合五国以攻秦，后来他又离燕至齐，受到闵王的重用，但苏秦仍忠于燕，暗中为燕效劳。他所采取的策略是劝齐攻宋，以转移齐对燕的注意力。于是燕昭王派乐毅突然出兵以攻齐，齐因措手不及而败于燕。苏秦阴与燕谋齐的活动至此而败露，齐处以车裂之刑，这在战国晚期是轰动一时的事件，在许多当时人著述中都有反映，如山东银雀山出土的竹简本《孙子兵法·用间》，里面有“燕之兴也，苏秦在齐”的话，又如《吕氏春秋·知度》，说“齐用苏秦而天下知其亡”。这些记载表明，战国时人都知道苏秦为燕而仕齐，最后使齐亡而兴燕，但他自己也为燕而作出牺牲。苏秦在战国晚期名声颇大，《荀子·臣道》把“齐之苏秦”和“楚之州侯”、“秦之张仪”相提并论。西汉时，苏秦仍受人称道，如《史记·邹阳传》赞扬他能成为燕的忠臣。《淮南子》也多处提到他，并肯定他有知权谋的长处。司马迁以为苏秦在“连六国从亲”的过程中，显示出他的才智过人。《汉书·艺文志》纵横家类有《苏子》三十一篇，当是苏秦作品或后人所记有关他的事迹的汇集，其中似也包括苏代、苏厉的一些游说之辞。《苏子》是纵横家类中篇幅最多的一部，可见从战国到西汉，纵横家中属于苏氏弟兄的作品或有关材料分量很多，流传也最广。汉以后该书已亡侠。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本《纵横家书》，其中有十一篇苏秦上燕王或赵王书，不见于《战国策》、《史记》等传世的古籍，另有两篇其部分内容见于《战国策》，这十三篇是现在了解苏秦事迹的重要新材料。张仪张仪，生年不详，卒于秦武王元年(前310年)，一说秦武王二年(前309年)。魏国贵族后裔，学纵横之术，主要活动应在苏秦之前，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和谋略家。战国时，列国林立，诸侯争霸，割据战争频繁。各诸侯国在外交和军事上，纷纷采取“合纵连横”的策略。或“合纵”，“合众弱以攻一强”，防止强国的兼并，或“连横”，“事一强以攻众弱”，达到兼并土地的目的。张仪正是作为杰出的纵横家出现在战国的政治舞台上，对列国兼并战争形势的变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秦惠文君九年(前329年)，张仪由赵国西入秦国，凭借出众的才智．被秦惠王任为客卿，筹划谋略攻伐之事。次年，秦国仿效三晋的官僚机构开始设置相位，称相邦或相国，张仪出任此职。他是秦国置相后的第一任相国，位居百官之首，参预军政要务及外交活动。从此开始了他的政治、外交和军事生涯。张仪拜相后，积极为秦国谋划。他采用连横术迫使韩、魏太子来秦朝拜，并与公子华(桑)攻取魏国蒲阳(今山西隰县)。又游说魏惠王，不用一兵一卒，使得魏国把上郡15县，包括少梁《今陕西韩城南)一起献给秦国。秦惠文君十三年(前325年)，张仪又率军攻取魏国的陕县(今河南陕县)。这样，黄河天险为秦所占有。随着秦国威势的不断增长，张仪辅佐秦惠文君于同年称王，秦国国势日益强盛。秦惠文王更元二年(前323年)，秦国为了对抗魏惠王的合纵政策，进而达到兼并魏国国土的目的，张仪运用连横策略，与齐、楚大臣会于啮桑(今江苏沛县西南)以消除秦国东进的忧虑。张仪从啮桑回到秦国，被免去相位。三年，魏国由于惠施联齐，楚没有结果，不得不改用张仪为相，企图连秦、韩而攻齐楚。其实张仪的最终目的是想让魏国做依附秦国的带头羊。由于连横威胁各国，秦惠文王更元六年(前319年)魏国人公孙衍受齐、楚、韩、赵、燕等国的支持，出任魏相，张仪被驱逐回秦。秦惠文王更元八年(前317年)张仪再次任秦相国。九年，秦惠王接受司马错的建议，遣张仪、司马错等人率兵伐蜀，取得胜利，旋即又灭巴、苴两国。这样秦国占据了富饶的天府之国，有了巩固的大后方，为秦国的经济发展和军事战争，提供了有利条件。秦惠文王更元十二年(前313年)秦惠王想攻伐齐国，但忧虑齐、楚结成联盟，便派张仪入楚游说楚怀王。张仪利诱楚怀王说，“楚诚能绝齐，秦愿献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怀王听信此言，与齐断绝关系，并派人入秦受地，张仪对楚使说：“仪与王约六里，不闻六百里。”楚国的使臣返回楚国，把张仪的话告诉了楚怀王，楚怀王一怒之下，兴兵攻打秦国。秦惠文王更元十三年(前31Z年)秦兵大败楚军于丹阳(今豫西丹水之北)，虏楚将屈丐等70多人，攻占了楚的汉中，取地600里，置汉中郡(今陕西汉中东)。这样秦国的巴蜀与汉中连成一片，既排除了楚国对秦国本土的威胁，也使秦国的疆土更加扩大，国力更加强盛。《史记·张仪列传》中说：“三晋多权变之士，夫言纵横强秦者大抵皆三晋之人也。”无疑张仪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个。张仪诳楚之后，又于秦惠文王更元十四年(前311年)前往楚、韩、齐、赵，燕等国进行游说，使得五国连横事秦。同一年，张仪因功封得五邑，封号为武信君。张仪在商鞅变法的基础上，“外连衡而斗诸侯”，与秦国的耕战政策相配合，运用雄辩的口才，脆谲的谋略，纵横捭阖，游说诸侯，建树了诸多功绩，在秦国的政治、外交和军事上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在风云多变的险恶环境中，主要凭借外交手段，采用连横策略，“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使秦国的国威大张，在诸侯国中产生了巨大的威慑作用。孟子的弟子景春称赞说：“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张仪使用军事和外交手段，使得秦国东“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这为秦国的霸业和将来的统一起了积极的作用。秦惠文王更元十四年(前311年)，秦惠王卒，子秦武王即位。张仪素为秦武王不满，离秦赴魏，卒于魏。

世界上第一个和尚是哪位

是朱士行!中国佛教第一位出家僧人如果说，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二年）大月氏使臣伊存向博士弟子景卢传授《浮屠经》，介绍佛陀事迹，表明佛教正式传入中国的话，迄今为止佛教在中国已整整有两千年的历史。东汉明帝（公元58－75年在位）派人到印度求去，请了摄摩腾、竺法兰两位僧人到洛阳，译出第一部汉文佛典《四十二章经》，他们住锡译经的地方白马寺，一般被认为是中国第一座佛寺，到现在也已有一千九百三十多年了。那么，在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位出家的僧人是谁呢？汉、魏时代，官方是不准汉人出家的，“汉明感梦，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汉人皆不得出家”（《高僧传》卷四）。当时佛教如同黄老学说一样，只是在社会上层和知识分子中流传和崇信，“沙门不入王者”，没有出家受戒的僧人，就连伊存、景卢等，也仅只是居士、信徒而已。直到西晋后赵石虎时代，才废止了不让汉人出家的禁令，于是才有了完整意义上的中国佛教第一僧——朱士行。朱士行，河南颖川人，“少怀远悟，脱落尘俗”。魏甘露二年（257）在洛阳出家（公元249年，天竺沙门昙柯迦罗来到洛阳，开坛受戒后，中国才有了正式登台受戒的僧人，朱士行即为最早）。出家后，他“专务经典”，以弘扬佛法为自己的终生大事业。他在研习由天竺竺佛朔于汉灵帝光和二年（179年）诵出梵文、月氏支谶译成汉文、再由河南洛阳孟福和张蓬笔记的《道行经》的过程中，逐渐发现印度距我国万里之遥，释迦牟尼涅?已七、八百年，加之语言不通，佛教典籍经过口传翻译、抄录，错漏、矛盾处很多，深感“此经大乘之要，而译理不尽，誓志捐身，远求大”。遂下决心亲自到印度求取梵文原本，然后回国翻译，以传真经。公元260年，亦即出家后的第三年，朱士行从雍州（陕甘边境）出发，克服无数艰难险阻、饥渴病苦，穿过荒漠戈壁和千山万水，徒步跋涉一万一千多里（《后汉书·西域传》），终于在甘露六年（261年）到达于阗国。所以朱士行不仅是我国佛教第一僧，也是西行取经的第一人，他比法显早140年，比玄奘早了四百年。于阗国，民风敦厚、朴实，盛行佛教大乘之法，朱士行来自中国，弘扬大乘佛教，深受人民群众和信徒的欢迎。但是从出塞到晋武帝太康二年（281）年，整整二十年并没有寻得一部大乘佛典。后来他在弟子弗如檀（于阗人）的帮助下，取得于阗国王的好感与信任，机智地取到了般若正品梵书《道行经》原本，全部90章，60万言。随后扮成商队，终于巧妙地将经书运出于阗王城和国境，太康三年（282年）送达洛阳。晋朝在陈留水南寺组织了竺叔兰、无罗叉、弗如檀和周玄明等中外高僧、学者于晋惠帝永兴元年（304年）全部译校完成定本，这部《大品般若经》（《放光般若经》）才正式和当时的人们见面，并很快得到广泛传播。然而，朱士行却被留在于阗国内，不能回到中原翻译此书。直到80岁圆寂在于阗。按照佛教的仪轨进行火葬。当地人民将其骨灰和舍利，建塔装殓。因为中国佛教僧人在道安以后（公元376年）才“四姓入沙门，皆称释种”，规定“释”为佛门弟子之通姓，所以朱士行是本姓本名，而没有释姓法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