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小卢鱼

编辑｜杨旭然

“特普会”没有达成实质性协议。俄乌并未停火，对俄罗斯的各项禁令也没有取消，俄罗斯的反制措施也在继续——这其中就包含了重要的战略资源：浓缩铀。

很难想象，对立程度如此之高的两个大国，却在浓缩铀这种核武器、核电站关键原材料上有着如此复杂的依存关系。

时间回溯到苏联刚解体时，美俄之间达成了一项全球核裁军与能源安全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交易——“兆吨换兆瓦”（Megatons to Megawatts）。

按照交易内容，俄罗斯将500吨武器级高浓缩铀稀释成低浓缩铀，分20年（1993-2013年）向美国供给，这构成了美国50%核电站的燃料来源。

当时人们普遍认为，俄罗斯通过出售低浓缩铀获得了130亿美元资金，缓解了经济转型期的财政压力；美国则以较低成本保障了核电站燃料供应，又防止了核材料落入其他组织手中，形成了一个双赢的局面。

但是，当我们站在了如今百年未有的世界格局变化中，再重新审视这笔交易的后续影响，以及对中国的启示意义，就更能体会到铀作为一个产业，是多么不能输的一场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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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地缘

铀浓缩技术从来不只是工业能力的问题，也是政治问题。甚至某种程度说，它也是国家主权的象征。

铀浓缩是核燃料循环中最具战略价值的技术环节。其核心是同位素分离，即将铀-235从天然铀的0.7%提纯至民用级的3-5%或者武器级的90%。掌握铀浓缩技术，往往意味着摆脱对核燃料外部供应的依赖，避免能源命脉受制于人。

即便是伊朗，也在顶着巨大的压力，坚决划下不放弃铀浓缩的红线。这是铀资源与铀浓缩技术在国际政治生态中深刻影响力的直接体现。

有意思的是，大国们在铀安全上似乎都有些脆弱性。

美国因为当年“兆吨换兆瓦”计划，使2011-2020年间俄罗斯对美国的铀出口量阶梯式增长至51万吨，占据了美国市场超20%的份额。到俄乌战争带来的禁令升级之前，俄铀仍然占据美国市场27%的份额，是最大的单一进口来源。

而且俄铀的生产成本比美国本土铀低，叠加俄罗斯的补贴倾销政策，导致美国铀矿产量在全球市场中的份额从80年代的40%骤降到如今的不足1%。

美国自己的铀转化厂（Metropolis）也于2017年停产，但要新建一座铀矿，光是许可周期就长达7-10年，更别提还要考虑如今美国令人担忧的本土工业建设能力。

目前北美唯一在运营的商业铀浓缩设施，是位于新墨西哥州的离心浓缩工厂，该工厂由英德荷合资的Urenco运营，浓缩产能为440万分离功单位（SWU），最多能满足美国1/3的市场需求。

以Urenco为代表的欧洲铀浓缩公司有计划扩产，但欧盟如今面对的是来自俄罗斯与非洲的双重地缘政治压力。

2023年时欧洲原子能供应机构做过统计，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为旗下的反应堆提供了1/5的天然铀，处理了1/4的转换服务，并提供了1/3的浓缩服务。

可以看出，欧洲对俄铀的依赖，一点也不少于对俄气的依赖。

尤其是保加利亚、斯洛伐克、芬兰、匈牙利和捷克这几个40%-60%发电量依赖核电的欧盟国家，境内核电站大多是苏联时期建设的，至今仍然依赖于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出口的核燃料。

尼日尔这个前殖民地，则是欧盟的第二大铀供应国，尤其对核电发电量占比70%的法国至关重要。2023年尼日尔政变后，军政府就威胁过要对法国“断铀”，即便没有完全断供，但这种威胁本身就是尼日尔铀正在脱离欧盟掌控的信号。

来源：IAEA、截至2021年1月

中国的铀资源同样高度依赖进口：60%左右进口于哈萨克斯坦，30%左右进口于纳米比亚，剩下的则主要进口于俄罗斯，并且俄铀这两年的增量是最明显的。

可以说几个大国在铀进口上的选择，既是历史因素与经济因素作用的结果，更是阵营站队与全球政治经济博弈的直接体现。

02 做局

全球铀供应不仅深受地缘政治的影响，还深受西方资本血腥操作影响，尼日尔铀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法国铀浓缩公司Orano的前身借着殖民的便利，在1970年签订的长期合同中锁定了尼日尔铀的收购价为0.8欧元/公斤，与200欧元/公斤的国际公价相比，价差高达250倍，法国转手就能获利95%。

而且尼日尔出口铀矿的外汇收入被强制兑换为非洲法郎（CFA franc），资金存入法国国库，只能购买法国高价商品，形成了类似石油美元的闭环剥削链，彻底扼杀了尼日尔经济的自主性。

2023年尼日尔政变后军政府上台，和之前的马里、布基纳法索一样加入了西非资源国有化的浪潮，驱逐法国资本，对中广核违约，却因缺乏技术、市场、资金陷入了更大的漩涡之中——俄罗斯资本也对尼日尔铀出手了。

尼日尔政变后，俄罗斯就借着瓦格纳武装保护的名义控制了部分尼日尔铀矿，抽成50%利润却不转移技术。在中广核被迫放弃采购尼日尔铀之后，俄罗斯资本选择压低了尼日尔铀的市场价格。

和尼日尔、欧盟相比，俄资在铀领域堪称大鳄，经典的运作案例就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在2009-2013年间用哈萨克斯坦铀矿资产三次置换股权，最终控制了加拿大公司Uranium One，从而间接掌握美国铀产能和澳大利亚核心矿山。

美国资本虽然不像俄资那样直接控制铀矿与浓缩铀产能，但很擅长通过金融工具来操纵铀矿和产品的价格，以资本定价权替代资源控制权。

美国的SPUT（Sprott Physical Uranium Trust）作为一种实物铀信托基金，能通过购买和持有实物铀来影响市场供需，其运作机制对铀价产生了直接影响。

就在今年6月，SPUT基金重启了中断近7个月的现货采购，增持超过700吨铀，推动铀现货价格从6月中旬的69.65美元/磅快速上涨至月底的78.50美元/磅，涨幅达12.7%。

纽商所和芝商所的铀期货合约，又是全球铀市场的主要定价基准, 由于铀市场的流动性偏低，日均交易量还不到原油期货的千分之五，使得金融操作更容易影响铀期货的价格。

资本市场上也出现了聚焦铀矿商与核组件生产商、直接重仓实物铀信托的铀主题ETF，还有押注特朗普放松核能监管、计划配置铀能公司的自由市场主题ETF，这些ETF的存在，也会推动更多资本流入铀产业链，从而放大板块价格的波动。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消息是，世界银行在今年废除了核项目融资禁令，首次允许主权资本注入铀基础设施，通过混合融资模式来降低私人资本的风险。

这对有意于铀市场的资本来说，无疑是种利好，同时也意味着铀市场的资本运作会更活跃。

03 扩张

世界银行之所以会废除核项目融资禁令，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核电复兴的趋势已不可避免，核电安全也与国家安全密不可分。

发达国家需要新建核电来应对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带来的电力负荷。

以美国为例，大部分核电机组都建成于上世纪70-80年代，现有在运核电机组94台，总装机容量为96.95 GWe。美国能源部（DOE）曾表示，要实现2050年净零排放目标，核电总装机容量还需要增加200 GWe。

发展中国家的电力缺口更大，因为其电力需求很可能在2035年翻倍。

以中国为例，这几年的全社会用电量一直在以6%左右的速度增长，工业与高端制造业的刚性用电需求庞大，急需新增水电、核电等清洁电力的供应。

截至2025年6月，我国商运核电机组58台、装机容量6096万千瓦，核准在建机组44台，装机容量5235万千瓦，总规模首次升至世界第一。

根据《“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及《中国核能发展报告2025》，中国核电总装机容量目标是在2035年达到1.5亿千瓦，发电量占比有望提升至10%左右，这一目标的实现将直接推动浓缩铀需求的增长。

我国的浓缩铀生产能力主要由中国核工业集团主导，该公司在核燃料循环产业链中占据核心地位。

尽管中国近年来持续加大核能基础设施投资，尤其在铀矿开采、铀转化和铀浓缩等上游环节，中核集团已建设多个铀浓缩设施，并计划提升技术水平与产能规模，但缺铀仍是中国核电产业的客观事实。

而且，哈萨克斯坦、俄罗斯、澳大利亚等主要的铀矿国同中国的关系不会一成不变。像哈萨克斯坦就很可能受“友岸外包”政策影响，把铀优先出口到欧美国家。

铀矿和铀浓缩厂的建设周期都比较长，投入巨大，短期内难以快速提升产能。如果不能提前布局，确保2030年前国内供应能力达到6000-7000吨，以降低对国际采购的依赖，那么中国对铀和核电的需求就很可能被用来掣肘。

中核集团此时让子公司中国铀业IPO上市，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借力资本市场推动铀矿扩产，无论这铀矿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

2019年时，中核集团就将国内铀矿采冶业务（即天山铀业、锦原铀业等7家公司）及国际贸易板块整合至中国铀业，并收购了纳米比亚罗辛铀矿这个全球第六大铀矿，以提升对铀资源的掌控力。

在国内，中国铀业将会将资金重点投向新疆、内蒙古等地的砂岩型铀矿项目，通过CO₂+O₂第三代地浸采铀技术突破来提升国内产能。

在国外，中国铀业将会将资金重点投向中亚和非洲，巩固在纳米比亚罗辛铀矿（全球第六大铀矿）的控制权，并需要在2036年罗辛铀矿枯竭前，成功拓展出新的铀资源区。

对中国铀业来说，这的确是不能输的一场全球资源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