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 来

编辑|徐 来

《——【·前言·】——》

1941年春，重庆红岩，周总理私下交代一名党员经商筹款。

没人想到，几年后，这个地下商号撑起一个，能养活党的商业网络。

三根金条起步，江津小铺做账给组织

1941年3月，周总理在红岩村安排了一个任务，没通过电报，也不打报告。

任务对象是肖林，党员，江津人，早年留法归来，擅长法文和财会。

当时的重庆，党组织正面临经费断链，红岩那边连情报站的水电都快交不上。

周总理从秘密渠道筹到三根金条，每根约合旧制黄金30两，用布包着，交到了肖林手里。

没正式任命，没红头文件，也没工资。任务就一句话：筹钱，养活组织。

肖林没拒绝，带着妻子王敏卿回到江津，在水井街租了一间小铺子，铺子挂名叫“恒源字号”，不挂党名，也不标口号，只卖货挣钱。

最早卖的是食糖和土纱，这两样东西轻、好搬、来钱快。

糖从广西来，纱布从四川南溪进货。

夫妻俩亲自跑码头、进货、算账，一根金条一分一厘都得记清。

账本有两本，一本是组织账，一本是家庭账，账分开，钱不混，货款谁的谁清楚。

恒源字号刚开张那会，江津人少知道它背后是谁，铺子装修普通，门口只挂一块木牌，东西实在，价格稳，很快就有熟客。

生意起色时，肖林几次从江津送款上重庆。

每次送现钱前一晚，家里把钱缝进棉袄下摆，坐长途车绕道南岸送到红岩站。

钱不多，一次几百块现钞，有时还有美元、英镑，那是西南租借区能换来的，他记得最紧张的一次，是送去一批美国罐头和牛皮纸，党内急用，差点在长江口被扣船。

恒源字号的身份很隐蔽，王敏卿长期用“王太太”身份做表面经营，每天坐在账房后面守账。

铺子没挂收据，都是手写小票，顾客买多少，她当场记多少。

每月盈利结余一笔账，统一上交，组织从不多问，也从不拖延。

重庆红岩收到的经费，不止用来维持办公，还有一部分是支持四川地下电台、文化书刊印刷、情报交通站。

肖林没出过一次差错，也没推过一个难。钱不够自己贴，货断了自己补。

从1941年春到1942年底，恒源字号稳定交账22个月，未曾中断。

恒源字号转身，换壳变“大生公司”

时间到了1943年，战事胶着，重庆城越来越紧张。

国民党内查得紧，地下组织频繁搬点，外头人也开始盯这间小铺。

组织决定让恒源字号换壳，升级为“大生公司”，表面扩大经营，实则掩护更大的资金流动。

肖林接到通知后，第一时间，在重庆市中心大阳沟租下门面，重新打旗号叫“大生贸易公司”，铺子名字“高大上”了，货品也升级，不再只是糖和布，开始做五金、机械零件、药材。

第一单大单，是一批从武汉运来的进口麻布，赚了整整四千现大洋，交了三千给组织。

铺子变大，人员也多。王敏卿亲自带三名会计培训做账，所有账目仍是双线操作：一套公开账报税，一套保密账上交。

进出货物变复杂了，重庆当局海关也严了。

有一次，一批进口汽灯被扣在码头三天，肖林亲自下去疏通才放行。

重庆火车站那会儿乱，托运一车货就要花上百块手续费，夜里还得派人看守。

肖林在这过程中不只搞生意，也收集沿途情报，有几次还借货运名义带信物给延安，“货”是表，账才是真。

每个月最重要的日子不是发薪，是上账日。

账本清清楚楚，几号进货、几号出货、赚多少、支出多少，整整齐齐。

大生公司在重庆逐步扩展到了，宜昌和黔江两个分点，各有小账房，一个月能净挣四千上下。

钱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安全。

肖林知道大生公司一旦被识破，整条供应线就断了。

所以他从来不写信、不打明电，所有沟通靠人带口信，每次有信封或票据出门，都塞进铅笔盒或帽子夹层。

重庆郊区的交通站来人送货时，总用一句话做暗号：“大生铺的账还没结清。”听到这话，说明是可靠的，可以放人进货仓，或拿账本复印件回红岩。

到了1944年，大生公司账面资金已达数十万元，日常进出货值按月翻倍。

这是党在重庆最稳定的一笔灰色经费，持续三年，从未间断，也未出过一次疏漏。

到了年底，组织做了个重要决定——转战上海。

大生公司重庆主铺保留，宜昌和黔江分点交由信得过的同志看管，肖林夫妇收拾细软，一批金条、一批账本，悄悄从重庆撤出。

目标是华东，新的战场叫：华益贸易行。

到了上海，铺子换了新名，账更大了

1946年，重庆风声紧，江津那边有人被抓。

肖林接到安排，从黔江出发，转重庆，再坐火车到贵阳，绕道武汉，抵达上海。

一行人没带多少东西，只有一只木箱，装了金条、账本、还有组织写的一张证明信。

到了上海，肖林用“沪江大生分号”做掩护，重新注册了一个名字：华益贸易行。

地点选在法租界长乐路，用的是朋友的户头，房子是租的，铺子不大，开张第一天，连招牌都没挂，先做账、先试水。

上海货多，进货容易，出货难。

南来的货被层层盘剥，一单生意得转三手才赚钱。

肖林没走老路，直接接通山东，往青岛、济南、徐州送货，换来的不是钱，是布匹、医药器材、老区缺的东西。

这一年，华益做的最大一单，是给山东根据地送去200多箱药品、缝纫机、布料。货用渔船运，在吴淞口码头装上，夜里开船，日落才靠岸。

送货没出事，收货却被堵。回程带的花生油、豆子、棉花在南京被扣了一车。

肖林赶去交涉，把货票翻了四回，拿出上海工商登记、发货单据，才放人。回到上海那晚，账房里一夜没睡。

账越大，风险越大，动作也越来越细。

华益账房当时分三个本子，一本公开营业本，报税、报货；一本交组织的内部账；还有一本，是清单式账册，记的全是物流往来、货物方向、单位名称。

每次进货，最先查的不是利润，是货去得了哪儿、进得了哪儿。

华益做的生意里，不缺钱，缺货。有一次，解放区急缺白布和缝纫线，上海恰好断货。

肖林联系了天津的一个老商号，对方只认现钱，还要当场提货。

肖林半夜坐火车去天津，拿着几条金条现换了七车货，车还没进站，订单就全清完了。

货回上海后，由一个姓刘的老工人带着，从后门装进租来的卡车，再送去外滩货运点，一笔货下来，不用广告，不用推广，一切对得上号。

到了1948年，华益贸易行账面资产已经翻了四倍。铺子没有扩，人员也不过六七人，全是信得过的地下党员或家属。

铺子后院堆着的是金属器材、玻璃片、旧缝纫机、药瓶、布包。地板下藏着黄金、美元、外币、日元票据。

这些不是为了保值，是随时能动用的救命钱。

当年国民党政府财政崩溃，华益换账也难。

肖林用金条定价，不看法币，只认实物换算。有一次，一箱罐头顶五尺布，一把旧收音机换三升药酒。会计全程跟着记，误差不能超过三厘。

上海解放前夕，华益的账户上最后一笔，是上海送往胶东的玻璃瓶、棉纱和小型发电机。

那是组织交给的最后一个任务——送出物资，销掉库存，准备接管。

钱没留，金也没藏，交完账后只剩三块银元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第二天上午九点，华益贸易行的门口挂起一块白布，上面写着“申请移交”四个字。

肖林提前把账本整好，装进三个木箱，还有一个小布包，内装外汇、黄金、银票和各种保密票据。

5月28日，他穿了件旧中山装，把这些东西亲自送到了，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下属的接收办。

没人催他，也没人押他去，是自己走进那个院子，亲口说了句：“这是组织的钱。”

当天点交账本，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合千万元，其中黄金约12万两，美元资产总值上千万，还包括大量上海、天津、济南等地商号票据、物资库存单。

清点用了三天，点金条的人每三小时换一次，银票和美钞按市价折算，细致到每一张编号。

点完之后，肖林没走。继续协助账务核查，对接每一笔货物的来路去向。

没有一个人跑了单，没有一个账本出过错。

接收小组问他要不要保留一部分，他摇头，手一摊：“就留三块银元，作纪念。”

妻子王敏卿当时坐在后院，一言不发。老会计站在一边，拿着封条，贴完最后一个木箱。

再没有华益，也没有“恒源”了。

1950年春，肖林正式从商业系统退出，调回党组织工作，后期进入财贸系统担任顾问。再没碰过生意，也没再开过铺子。

那些年留下的铺子、货物、账本，后来都成了国营基础。

没人再提他赚了多少钱，只知道，从1941年起，他没断过一次账，没丢过一分钱，没晚过一个报表。

参考资料：

1. 七一客户端：《“金条三根起家”的华益贸易行原型：一户隐姓埋名的家族史》

2. 上观新闻：《红岩密码：肖林与重庆恒源字号的秘密经商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