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贺子珍在三十年代分手。1959年，他们又在庐山相会了一次。

在这次会面中，毛泽东和贺子珍一起吃饭、爬山、聊天，贺子珍内心积攒多年的阴霾，也随着与毛泽东的重逢而渐渐消散。

1959年，党中央将在庐山召开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会议前夕，在庐山庐林别墅的幽静的内厅里，一个高大的人站在厅中央，抽着烟，他就是毛泽东。

只见毛泽东凝神深思，就像一个决定千百万军队命运的元帅在帷幄中运筹着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一样，显得有点优柔寡断，忧心仲忡。

此时，方志纯被找来。毛泽东请他坐在沙发椅上，然后用和蔼可亲的湖南口音说，想让他给办桩事情。

方志纯听后有点坐不稳了，心想，主席在这样的时候，又这样慎重地叫自己办桩事,可想而知是桩极为重要的事情了，替主席办事，责无旁贷。

“这个事情不要声张出去。”

毛泽东返回书桌，取出一封信递给了方志纯。

方志纯朝主席方向望了望，意思是说可以马上拆吗？毛泽东点了点头。

方志纯拆开信封，抽出信笺，匆匆扫了一眼，立即问“什么时候？”

“好。”

一辆黑色的轿车绕下庐山，往南昌方向疾驰而去。

因为这封信，贺子珍从上海来到南昌，又从南昌坐轿车赶往九江。

在从南昌赶往九江的轿车上，贺子珍透过两挂绛红色窗帘，一个劲地向外看。她嘴里不住地嘀咕着“近了，快到了......”

在不满三个小时的旅途上，贺子珍曾无数次地对自己说，“快到了，快到了......”

她的目的地是庐山，这座著名的绮丽的秀色可餐的名山，她将要在这座山上同她最崇拜的老战友老朋友会面了。

二十年，分别了二十年了，她的所有欢欣全付于梦魂中，在那美丽的幻景中，她曾千万次地和他倾诉衷肠，她曾千百次地喃喃地呼唤着他的名字。能与他再会面，对她来说简直就是生命的支柱。

贺子珍常常幻想，如果和他会面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那么她宁可倾其所有。

事实上为了这次会面，她已经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整整二十年了，她至少有权诅咒这不公正的命运，她最起码有权说二十年中我不该是第一次见到他。

离开幸福的源头越来越近，照理说应该离开痛苦的境地越来越远，就像太阳普照大地的时候，月亮往往明智地躲到后面了。

其实不然，一个人的胸怀即使与海洋一样宽广，那么一个人的思维远远比海洋要复杂得多。正所谓乐极生悲，此时，大量的“悲”从贺子珍的思维中不断涌来。

二十年前，她孑然一身前往苏联，异国出生的婴儿埋葬在异国的土地上,母亲亲手掘了儿子的坟墓。儿子的灵魂进入了天国，母亲的心灵进入了地狱。

当毛泽东从王美兰口中得知贺子珍的情况时，难过地低下了头。他同所有伟大的人物一样，引咎自责，尽管他已尽到了责任。

毛泽东的眼眶里积满了盈盈的泪水。在王美兰走后，虽然天色还早，但他却破例地和衣躺下了。在这长长的不眠之夜中，毛泽东酝酿了一个计划：治愈失去孩子母亲的病，还得要孩子。于是，他毅然决定把留在自己身边的一个孩子送到苏联去。这个孩子就是姣姣——李敏。

经过苏联的一位同志之手，几经周折，姣姣才安然无恙地来到了母亲的身边。

姣姣的到来，无异于给贺子珍服下了一帖治疗心灵创伤的良药。果不其然，贺子珍不再像以前那样沉默寡欢了。

但命运之神也太会开玩笑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残酷的苏德战争又把刚刚沉醉在母女团聚的欢乐中的贺子珍推入了灾难的深渊。

贺子珍被卷入了避难的人流，退到伊万诺夫城。

这是个小城市，距莫斯科有几百公里。由于战争，交通阻塞，造成严重的物资匮乏。在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冬里，竟没有劈柴可供生炉子。每天能进肚的只是几两黑面包。

贺子珍在填饱姣姣的肚子后，自己只有饿着肚子，用双手紧紧捂住空虚的腹部才能稍觉好受一点。

与此同时，除了维持最低的生活之外，她还要照顾毛岸英、毛岸青兄弟。为此，贺子珍不得不替别人缝补衣裤，织毛衣、袜子。

不幸的是，又一个沉重的打击落在了贺子珍的头上。五岁的姣姣，在严寒和饥饿的袭击下，得了让贺子珍听后不寒而栗的肺炎！

此时正值战争期间，药品奇缺，姣姣被无情的保育院长送进了太平间旁边的房子,等候着死神的召唤。

贺子珍得到消息后，踉踉跄跄地赶到那间快埋葬她赖以生存的唯一希望的屋子，从那阴暗潮湿不见阳光的小木屋里，把奄奄一息的姣姣抱在怀里，迅速离开了死亡之角。

回家后偶，她把身边仅有的能卖得出去的东西全部变卖了，换回来她对孩子生还的寄托——冰糖和牛奶。

母亲的体温保持住了姣姣的低温不再往下跌，也许是贺子珍的行为感动了上苍，死神离开了。姣姣的脸上又出现了红晕。

当贺子珍抱着姣姣极不情愿地岀现在保育院门前时，那个保育院长大为吃惊。

从这天起，贺子珍白天送，晚上接，这可惹着凶悍的保育院长了，他强行干涉，不让贺子珍接送，只能在规定的时间才能来看望。

贺子珍怎么能甘心让姣姣落在这个只配当屠夫、不配当院长的蠢家伙的手中呢？但争吵的结果，吃亏的自然是贺子珍。

那个蛮横的“屠夫”声称贺子珍是“疯子”，上级不察真伪，在没有检査的前提下，直接把贺子珍送进了“疯人院。”

在疯人院里，贺子珍的身体虽然被禁锢住了，但她的心里却惦记着外面的孩子。她控诉，她反抗,她不能忍受这种正常人的理智所不能忍受的灾难。然而，换来的只是漠然不睬和歧视的冷眼。她的心真的碎了。

如果不是王稼祥夫妇的关注，贺子珍在疯人院还不知要关多久呢！

1946年秋天，一个面色发黄，看上去相当憔悴的中年妇女，搀着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迟缓地走进莫斯科大街的柳克斯旅馆。中年妇女的脸上毫无表情，只是双眼眯着一道缝，仿佛强烈的阳光照得她睁不开眼。一旁孩子的欢乐衬托岀了她的郁闷。她就是刚从“疯人院”释放出来的贺子珍。

此时，贺子珍跟着姣姣迟迟疑疑地走进了一个套间，迎接她们的是王稼祥朱仲丽夫妇。

西装革履的王稼祥同志是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团长，他的脸上呈现出慈祥的光芒，令人可亲可敬。

“贺大姐,您身体好吗？”

起初，贺子珍没有说话。后来，在王稼祥不断的和善关心下，一股暖流慢慢滋润了贺子珍那枯萎的心田，她的表情随着心理活动露出了一丝喜色。

“你们是从国内来的吗？”“是的。”

朱仲丽边说着，边用镀铬小刀削着苹果，旅即把削好的苹果递给了贺子珍，贺子珍感激地看了朱仲丽一眼，摆了摆手，朱仲丽把苹果又递给了姣姣。

此时，积蓄在贺子珍心头的怨恨和惆怅迸不住爆发出来了，她轻轻呼唤着：

“中国，中……国……”

“我看她精神没有失常，你看对不对？”“是的！”

“这些年也难为她了……稼祥，咱们应该马上拯救她！”

于是，他们夫妇一到莫斯科便据理力争,要求把贺子珍从“疯人院”接出来。

他们的要求第一次被顶了回来，王稼祥又第二次提出。正当苏联方面的联络员仍想否定时，朱仲丽以一个医生的身份出来说话了：

“我是大夫，贺子珍是不是疯子，带出来看看嘛！”

这实实在在的话，博得了人们的同情，苏联的联络员也不好推辞了。

当贺子珍站在他们面前时,这位苏联联络员也大为惊讶，天下怎么有这般荒唐的事，将一个好好的人关入“疯人院”好几年！

事后，王稼祥给毛泽东同志发了电报，汇报了贺子珍的近况，请毛泽东同志定夺。毛泽东看过电报后，立即回电，通知王稼祥带贺子珍回国。

贺子珍带着姣姣回国后，由东北的哈尔滨南下到天津，等候党中央的消息。可是，入京的消息就是迟迟不来。

贺子珍在哈尔滨参加了中国第六届全国劳动代表大会，她投身于工人运动的工作。她购置了从中学到大学的全套理科书籍，孜孜不倦地学习着。

“妈妈，您学这些干吗？”

“难道我就不应该学习吗？没有科技知识，怎能更好地为祖国的建设事业服务呀？”

“姣姣，你如今上学了，要认真地学习中文，也不要丢掉俄文，你喜欢弹琴，我准备请老师教你。”

1948年，母女俩从哈尔滨来到沈阳。在沈阳，贺子珍尝到了无事可做的苦恼。由于在旅途上受了风寒，外加旧病未愈，贺子珍一下子就病倒了。可是眼看全国即将胜利，有多少工作等待着她去做，她咬咬牙，吞下几片药后，待身体稍好，立即向党组织要求出来工作了。组织上考虑到她曾在瓦窑堡搞过一段时间的点钞工作，就调她到某财政部门去，贺子珍听后喜出望外。

在这一天，一个伟大的男人和一个伟大的女人将各自从一个世纪的边缘上走到一起，重逢，伴着无声的凝视，伴着无泪的倾诉……

九江市是江西省的一个著名城市,它的北方就是长江，由于地理位置的险要，九江自古就是兵家争战的僵场。在九江，最出名的要数庐山了，如果您到了九江，而没有攀登庐山，那可说是平生一大憾事！

一辆黑色的轿车沿着盘山公路疾驰而上,它的帷帘全放下了，使人无法猜测这里坐着是什么人。

轿车开进了一个圆形的门洞，这洞的壁上都刷着鹅黄色的油快,从洞口竖着的一块白底红字的牌子上，可以看出这不是游客所能涉足的地方。从洞里遮盖烈日的浓荫,微微显露的琉璃红瓦上，可以猜出这是什么重要人物或保密机关办公的地方。

轿车驰到一幢具有中国特色的大楼前，缓缓停了下来。警卫员打开车门，贺子珍走出车来。

蹬上石阶，一条紫色的地毯直直地延伸到厅内。贺于珍迈着稳重的脚步，走向外厅的吸烟室……

方志纯、水静（杨尚奎的爱人）和贺海峰留在外面，时间仿佛凝固了。贺子珍在这个异常幽静的地方只能听到自己心口“咚咚”的跳声，她慢慢地向内厅走去。

内厅的摆设很古朴高雅，唯一的装饰品就是内厅右角瘦骨伶仃的花架上，放着一只景泰蓝的古瓷瓶。厅的中央放着两排藤条椅子，墙的四周竖着书橱，里面摆满了线装书。

贺子珍蹑手蹑脚地进了大厅，她看到了毛泽东的背影，还是那样的挺拔。

毛泽东正踱着步，回首见是贺子珍，愣了一下，两人几乎是同时出口：

“润之！”“子珍！”

她端详着毛泽东的脸，好像比过去胖了一点。在延安时，毛泽东的脸有棱有角，而现在变圆了。

毛泽东眼眶有些湿润，他压抑着自己的感情，尽量平静地说：

“子珍，我对不起你……”

“是我不好，那时太年轻，太任性，要是听你的话，不去苏联，也……”

贺子珍没有再往下说，毛泽东也没有再往下问，两人在椅子上坐下了。

“你还记得黄洋界下的茅坪吗？”

“记得，记得，那时的报纸真难搞到！我这个秀才不岀户而知天下事，一半是靠了你哟！”

记得，怎么会忘呢？那个特殊的年月，为了一张报纸随时都有可能死在敌人的枪口下。

在黄洋界下的宁冈县茅坪,有一座看上去极为普通但很有名的砖房，那就是八角楼。

八角楼的灯火总是亮着，贺子珍在油灯下静静地坐着，神情专注地翻阅着堆在她面前的报纸，宛如沙里淘金，每看到一条有点参考价值的新闻、报道，她就用笔来画个圈，脸上漾出笑意。

有时，贺子珍轻轻地哼着赣南民歌，随着悠扬的节拍，手中的剪子发出“沙沙”的声响，这剪下来的一块块小方纸便是中国国内形势的晴雨表，也是世界形势的测试仪。

每逢毛泽东看到特别有价值的剪报，便双手叉腰，嘴上不住地说好。这表明毛泽东的某篇文章可能正缺少这样的材料。

在白色恐怖四处密布的井冈山，不用说食盐，粮食，布匹，药材等日用品十分缺乏，就连报纸也很难搞到。由于国民党的封锁，一份《申报》辗转一个多月才能看到。

为了掌握形势变化，掌握敌军部署情况，报纸是不能缺少的。毛泽东经常派几个同志化装成乡里的老表，到附近城镇跟小商小贩联系，请他们代订一些书报。效果并不佳，花费很多钱，才能搞到一点旧的书报，陈词滥调已失去了参考价值。就是偶尔找到一条两条有用的东西，也毕竟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有一趟，毛泽东竟不惜功本，派了一个团的兵力去敌人手中抢报。贺子珍手中每张泛黄的报纸，都有着难以想象的昂贵代价。

值得庆幸的是，她所花的心血全凝集在毛泽东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里。

1929年，当毛泽东率领的红四军向赣南、闽西进军，进入谢坊时，为了了解敌情，制订下一步计划，毛泽东又决定派宋裕和带一个连到瑞金去抢报刊。

贺子珍听说要去抢报，便向军部要求参加抢报队。批准后，贺子珍头戴八角军帽，腰束皮带，佩戴着驳壳枪，走在队伍的前列。

到了瑞金城，宋裕和分兵两路，包围伪县府。贺子珍一马当先，率领着战士冲入伪县府。他们砸开办公室，撬开保险箱，把敌人的文件、档案装进了麻袋。她把散在地上的《中央日报》和上海、广东、福建、江西的地方报刊，捡拢来，捆成一大包，扛在肩上，满载而归。

毛泽东住在一个祠堂里，他卸下门板，等候着他们的到来，望着堆放在门板上一叠叠一摞摞的报纸，毛泽东心花怒放,风趣地说：

“装来这么多的精神粮食，叫我如何啃得下呀！”

闲扯着往事，俯拾着零碎的记忆，二十年不见，贺子珍觉得对毛泽东有点陌生了，到底是他变了，还是她变了，一时好像心中也没有谱。

看到贺子珍脸上布满了阴霾，毛泽东换了话题，对贺子珍说：

“你是稀客，今天我借花献佛，用这里的名菜，石鸡、石鱼、石耳招待你。”

很快，“庐山三石”端上桌子，贺子珍顿觉眼前一亮。好家伙，色彩鲜艳，香气扑鼻，肚子没饿，却已禁不住涎水直淌。

毛泽东替自己斟了一小盅山西汾酒，笑嘻嘻地说：

“我还是这个习惯，酒要喝的，但不多喝了。”

贺子珍用筷子挑了一块石鱼，放在嘴里,慢慢品味着，不住点头称好，辣得带劲。毛泽东笑了：

“你们江西人和我们湖南人一样，喜欢吃辣的。”

饭后，毛泽东叫警卫员替贺子珍沏了杯庐山云雾新茶，说是消消食。

这天夜晚，明月特别的皎洁，三五颗淡淡的星深深地镶嵌在绿宝石般的云天上，很是好看。

借着酒兴，又有着初秋时节特有的良辰美景，毛泽东的诗意上来了：

“东坡居士说得好，‘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你我难得见面，更谈不上散步，我看到外面走走不是很好吗？”“我也是这样想的！”

庐山的夜景确实美极了！山岚给峰峦披上了一件极薄而又神秘的白纱，使庐山显得更加缥缈神秘。远望青翠的五老峰，会情不自禁地想到古代那许许多多动人的神话。

就这样，贺子珍多年来积蓄的阴霾和郁闷，在和毛泽东的聊天、吃饭、爬山中，慢慢消散，随之而来的是即将离开庐山的恋恋与不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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